顾炎武思想主张的实质内容 其带来的历史意义及影响

顾炎武思想主张的实质内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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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判唯心主义理学和倡导“实事求是”精神的顾炎武思想。

明清之际，我国思想界兴起一种新的学风，从空疏的心身性命之学的泥坑中自拔而出，转向“国家治乱之原，生民根本之计”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。

这种思潮以顾炎武为代表，发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。

顾炎武提倡“博学于文，行已有耻”，强调“引古以筹今”，带有“古为今用”的意义，和“因事以制宜”作为内容的“实学”－“经学”。

这个形成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，开创了清代“经世致用”的新风，给予宋明以来唯心主义两大派别－理学和心学以沉重的打击。

顾炎武（公元1613-1682年）字宁人，江苏昆山人。初名绛，后因清贵族入关，攻占南京，他为了匡复明室，自改名为炎武。当时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。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但由于深受豪强欺压，青年时期曾参加抨击明王朝弊政的“复社”的（Z-Z）活动。

加之他生活在赋税徭役比较繁重的江南地区，亲自看到农民不堪赋税之苦，以及豪富贵族任意兼并土地等情况，使他在（Z-Z）上基本赞同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所阐扬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，提出以“众治”代替“独治”的主张。

清兵入关之后，他同复社中归庄、吴其沆等人参加抗清的武装斗争。他不仅参加过福王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，也参加过昆山当地人民的自发抗清运动。

抗清失败后，他化名蒋山佣，北上调查游历，经山东、河北、北京一带和陕西等地，密察山川形势，暗结抗清人士，企图恢复明室。在他一生中，始终拒绝清封建统治者的招聘，永不作官，不失为一个忠于自己（Z-Z）信念的思想家。

首先，关于世界的本体问题，顾炎武赞同张载关于“虚空即气”的唯物观点。他认为：“盈天地之间者气也。”并引述张载的话指出：“太虚不能无气，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，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。”（《日知录·游魂为变》）

这就是说，天地间充满着物质性的气，宇宙的本体是由物质性的气的运动变化－聚和散所决定，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。他又指出：“气之盛者为神，神者天地之气，而人之心也。”（同上）即是说，精神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，成为人的感觉和思维。

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，肯定物质第一性而精神第二性。

他从这一观点出发，反对人死为鬼可以复生之说，并以灯和雨作比喻，认为灯熄再燃，已非前灯；云霓再雨，也非前雨。事物是从发生、发展和消亡而变化着，不会重复出现，所谓死而复生，绝不可能。

因此，他极力反对写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的文章，认为“有损于己，无益于人，多一篇则多一篇之损矣！”（《日知录·文须有益于天下》）

其次，关于传统的道器论的论争，顾炎武也是站在唯物主义路线一边的。他肯定“道寓于器”的观点。他说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非器则道无所寓。”（《日知录·形而下者谓之器》）

这里所谓“形而上者”，不是现在说的形而上学观点。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惯用语，意思是超出形体之上的无形的精神或规律叫做“道”；而有形体的东西，即具体的事物叫做“器”。

对“道”和“器”的关系，顾炎武认为规律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，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。再次，根据“道寓于器”的观点，顾炎武提出“多学而识”、“行已有耻”和“行必有果”的主张。

并以此对宋明以来空谈身心性命、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二个派别－理学和心学，作了揭露和批判。什么是“多学而识”呢？他认为“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”（《日知录·心学》）。

通过了学习而明了了事物的道理，通过接触实际事物来检验所学到的道理是否正确。由此，他对于唯心主义采用过的术语“理具于吾心”作出新的解释，认为心并“非空寂无用之物”，而是指人的一种感觉思维能力。

所以只能说，事物之理是通过人的感觉思维而反映事物之理，决非先验的，而必须“验于事物”。人的思维能够掌握事物的道理，心并不能主观自生出事物的道理，换言之，陆、王心学所谓“心即理”是错误的。

顾炎武指出：“（王守仁）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，置四海困穷而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”（《文集·与友人论学书》）

这里尖锐地揭露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者终日讲论心性之说，如讲什么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”的一套，把人心认为是人欲，是危险的，只有道心即天理才是精微。

要人排除人欲，服从所谓天理，这是不关心人民的疾苦，把社会的具体问题抛在一旁，故弄玄虚，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态度，最终必然堕落为“狂禅”。